食安员可以就生产经营的安全问题以书面形式向企业负责人提供建议，以便事后的责任认定和追究。

第10款之规定：根据省长、自治区主席、市长、州长、县长、区长的提名，决定本级人民政府秘书长、厅长、局长、委员会主任、科长的任免，报上一级人民政府备案。也因为如此，联合国反腐败公约、OECD反腐败公约正朝着打击跨国公司和跨国交易中腐败问题的方向迈进。

历史真的很怪诞：当薄熙来身陷囹圄时，他也豁然感悟到法律正当程序的必要和政法权力制约机制的必要。其无反证者姑存之，得有续证则渐信之，遇有力之反证则弃之。究其缘由，笔者认为：虽然中国经历在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之后，法治主义和法律主治的思想、制度、制度设施在中国被普遍建立起来，法治也承担着救亡与复兴的双重使命，但是法治终究没有逃脱法律工具主义的阴影。相似非难源于拉丁语tu quoque，意指你也一样，在逻辑学上，相似非难是一种诉诸人身（argumentum ad hominem）的逻辑谬误，系主张某人也做了他所批评的事，因此其论点无效。但是，深刻反思法治主义在整个中国的命运，我们今天不得不承认：法治不但是我们永远无法脱逃的终极制度选择，法治也是中国人生活世界必须构建起来的最高信仰。

（五）法律问题5：蒙太奇购房方案与现代公司法的反腐挑战 蒙太奇由法文的Montage演变而来，初为建筑学术语，后来逐渐扩展到影视理论。与西方欧美诸国（特别是普通法系国家）的法庭审理过程相比，事实争议不可不谓我国庭审重事实特征最为明显的反应。其次应理顺院长、庭长与审理者的关系，充分做到审判者裁判，当院长、庭长对承办人所办理的案件有不同看法时，应当制作书面意见存于卷宗，留下痕迹管理，以防不正当干预。

来源:财新网 进入专题： 司法改革 去行政化 。只有他们作为审判长参与到审判中，才能真正提高案件审判质量。这次改革提出要让审理者裁判，由裁判者负责，是真正意义上触及了审判权力运行机制改革中的核心问题，司法改革终于到了应该去行政化的时候了。法官作为独立的职业和个体存在，要求法官履行职务时，除了受法律及良知的拘束外，不受任何干涉，法官所进行的司法活动以及整个司法行为，应该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依照法定的程序独立自主地进行，排斥其他外在力量的干预和影响。

但这一制度的问题在于运行的程序不规范，不进行开庭审理、不听取双方当事人的辩论意见、不让代理律师参加，仅凭办案法官的书面或口头汇报提出问题、进行讨论、作出决定，使得诉讼的基本原则被架空，因此必须改革。（三）进一步健全审判委员会制度。

审判委员会制度是我国一项重要的审判制度，重大疑难案件由审委会讨论决定，有利于保证审判质量要实现司法改革的去行政化，得要注意这样一些问题： （一）提高法官的准入门槛，大力推进法官职业化、正规化、专业化进程。司法权本质上是一种判断权，其要害是反权力的，其核心是凭借执法者的理性、良知、经验、智慧，独立负责地行使自己的职责。应当去行政化管理，院长、庭长也是法官，而且应该是该法院最好的法官。

法官等级晋升是一个系统工程，如何细化法院分类人员管理是一个难题，根据地方案件数量、区域科学确定法官配置人数是一个新的课题。法官职业的特殊性、专业性，继续套用行政机关职务层次和管理模式，只会使得法官职务的司法属性被淡化，只会挫伤法官工作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实行主审法官负责制，应当弱化审判委员会在个案审理上的功能，建立审判委员会讨论案件的过滤和分流机制，加大审判委员会委员担任审判长审理重大疑难复杂案件的比例，改变审判委员会的挡箭牌作用，不能代替主审法官承担错案责任，真正实现由审理者判决，由判决者负责，进一步健全完善审判委员会最终决议及形成理由在裁判文书中公开的制度。院长、庭长是一个法院审判执行的精英，但现实中他们往往忙于行政化的事务管理，或者负责法律文书的签发把关，不但造成司法资源的浪费，而且存在未审先决、判者不审的情况。

这次改革提出要让审理者裁判，由裁判者负责，是真正意义上触及了审判权力运行机制改革中的核心问题，司法改革终于到了应该去行政化的时候了。既然案件要有法官独立审判、独立负责，就要努力造就一支高素质的法官队伍，建立一个有别于一般公务员的法官选任、培训、晋级和惩戒制度，注重从职业品德、专业知识、实践经验、廉洁良知等方面培养遴选法官，建立以提高法官职级、工资和福利待遇，确保法官享有任期保障、人身安全保障及职务行为豁免保障，提升法官的职业尊荣感。

来源:财新网 进入专题： 司法改革 去行政化 。只有从院长、庭长开始去行政化，才能逐步实现司法改革的最终目标。

其次应理顺院长、庭长与审理者的关系，充分做到审判者裁判，当院长、庭长对承办人所办理的案件有不同看法时，应当制作书面意见存于卷宗，留下痕迹管理，以防不正当干预。推进人员分类管理改革，建立符合司法规律的考核机制，激励优秀人力资源向办案一线倾斜。如何科学评判法官的工作业绩，如何分配案件，也是一个现实问题。为此，司法必须遵循司法职权的内在需求，按照司法职权行使的规律，根据司法工作的特点和需要进行完善、改革。（三）进一步健全审判委员会制度。只有他们作为审判长参与到审判中，才能真正提高案件审判质量。

在审判实践中，司法的行政化趋势不断加剧，行政化的层层审批制，合议庭合而不议，审委会 审者不判、判者不审等问题，导致裁判错误的责任不清，审判的效率不高，上下级法院的内部请示代替了不同审级的独立裁判，由此带来人情案、关系案、腐败案件也是层出不穷。审判委员会制度是我国一项重要的审判制度，重大疑难案件由审委会讨论决定，有利于保证审判质量。

权力不清、责任不明，不仅降低了办案人员主动提升审判质量的积极性，也为个别司法人员徇私舞弊创造了条件，这种做法还会导致一些法官得过且过、不思进取，没有动力去提高办案质量。法官作为独立的职业和个体存在，要求法官履行职务时，除了受法律及良知的拘束外，不受任何干涉，法官所进行的司法活动以及整个司法行为，应该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依照法定的程序独立自主地进行，排斥其他外在力量的干预和影响。

目前中国的法官没有尊贵感，与其他公务员一样，待遇很低，工作辛苦，压力很大。但这一制度的问题在于运行的程序不规范，不进行开庭审理、不听取双方当事人的辩论意见、不让代理律师参加，仅凭办案法官的书面或口头汇报提出问题、进行讨论、作出决定，使得诉讼的基本原则被架空，因此必须改革。

（四）建立违反法定程序过问案件的备案登记报告制度、说情公开制度，对非法干预人民法院依法独立办案行为，建立干预人员的披露制度和问责制度。对不当干预人民法院审判和执行工作的行为，纪检监察部门及时介入，及时调查，形成全社会支持人民法院依法独立公正行使审判权的良好司法环境。在案件审理、组成合议庭的过程中，他们可以作为审判长，参与到审判当中，以此提高各级法院的案件审判质量。这次《决定》中明确提出，改革审判委员会制度，完善主审法官、合议庭办案责任制，让审理者裁判、由裁判者负责。

改革就是要合理构建审判权、管理权、监督权三者之间的关系，形成以审判权为核心的审判权力运行体系提出法治一体建设的背景分析 习近平总书记多次专门强调了新时期的法治中国建设问题，提出要全面推进科学立法、严格执法、公正司法、全民守法，坚持依法治国、依法执政、依法行政共同推进，坚持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一体建设，不断开创依法治国新局面。

改革开放35年来，我国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全面推进改革开放，解放和发展了社会生产力，同时把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实践经验上升为法律。法治政府建设的标准分析 提出法治一体建设，具有重大的制度建设和理论发展意义。

该方案被转化为该市颁行的具体考评办法，产生了实际推动建设法治政府的积极效果。建设法治政府是宏大的社会系统工程，所以国务院《全面推进依法行政实施纲要》(下称《实施纲要》)第5条就如何建设法治政府提出6项总体要求，也即合法行政、合理行政、程序正当、高效便民、诚实守信、权责统一，并在第3条具体化为7项努力目标:(1)政企分开、政事分开，政府与市场、政府与社会的关系基本理顺，政府的经济调节、市场监管、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职能基本到位……(2)提出法律议案、地方性法规草案，制定行政法规、规章、规范性文件等制度建设符合宪法和法律规定的权限和程序……(3)法律、法规、规章得到全面、正确实施，法制统一，政令畅通……(4)科学化、民主化、规范化和行政决策机制和制度基本形成……(5)高效、便捷、成本低廉的防范、化解社会矛盾的机制基本形成……(6)行政权力与责任紧密挂钩、与行政权力主体利益彻底脱钩……(7)行政机关工作人员特别是各级领导干部依法行政的观念明显提高，尊重法律、崇尚法律、遵守法律的氛围基本形成…… 《实施纲要》推出的上述努力目标，概括起来就是要建设有限政府、法制统一政府、透明廉洁政府、公正诚信政府、服务效能政府、责任政府，也就是建设法治政府的6条判断标准。

那么，如何理解法治一体建设要求特别是法治政府建设的判断标准，笔者就此进行分析讨论。针对新情况、新问题，从多方面制定和完善相应的法律制度，充分发挥法律的规范、引导、保障和促进作用，为建设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法治基础。如何科学、稳健、协调地一体建设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以保障实现中国梦，是值得认真研究解决的重大理论和制度创新课题。从专业角度观察，建设法治国家是根本任务和远大目标，建设法治政府是核心任务和关键环节，建设法治社会是基础任务和普遍要求，它们的建设标准有同有异、互系互动、异曲同工，其中最值得关注的是法治政府建设的诸多疑难问题。

与《实施纲要》的构想相比较，《决定》又有了新的发展，特别是针对长期存在的依法行政薄弱环节，重点提出了理顺和改善执法体制、基层执法、城管执法、执法程序、执法衔接的具体要求和衡量角度。《决定》第九部分第31条专门就建设法治政府提出了一系列具体要求，实际上是描述了法治政府建设标准的框架范围和基本要素。

我国经济社会发展进入新阶段，国内外环境更为复杂，挑战增多。《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下称《决定》)第九部分专门就如何推进法治中国建设作出部署，其中特别强调必须坚持依法治国、依法执政、依法行政共同推进，坚持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一体建设。

这包括:(1)深化行政执法体制改革，整合执法主体，相对集中执法权，推进综合执法等;(2)减少行政执法层级，加强食品药品等重点领域基层执法力量;(3)理顺城管执法体制，提高执法和服务水平;(4)完善行政执法程序，规范执法自由裁量权;(5)完善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衔接机制。实际上，这样的标准要求，不仅要理顺政府的内部关系，还涉及如何依法调整政府与企业、与市场、与社会、与其他国家机关的关系，也即建设法治政府与建设法治国家、建设法治社会密切相关。